本报记者 张彦武 实习生 王晶晶

　　“现在这个社会虽然快餐化、娱乐化的东西盛行，但我坚信社会还是需要严肃的东西，我还是想把严肃的东西写得好看。”4月4日下午，以《交锋》、《变化》知名的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凌志军坦言，刚刚由新华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的新革命》，是他“写得最累的一本书”，“把技术写成时政，以前也在做，但没这次这么地道”。

　　2007年2月5日交完书稿后，凌志军第二天就病倒了。在4月8日的新书发布会上，重病在身的凌志军坚持听完了所有与会者的发言。

　　凌志军把中关村当作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这个国家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从1998年开始接触中关村，凌志军写了畅销书《追随智慧》和《联想风云》，“那时我希望从公司内部来观察时代的融汇演进。”2005年的一天，凌志军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38家小公司中的每一家花500块钱的月租租下其中的一个方格。

　　这些小公司存活后可以搬到楼上稍大的单间办公室，进一步胜出的会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光写英雄不写“狗熊”会让人误解

　　中关村管委会和北京市海淀区的领导这次向凌志军开放了两个政府档案室的全部有关资料。他在中关村为期8个月的调查，采访了数以百计的相关人士。在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前会长纪世瀛的办公室，凌志军连续呆了一个礼拜，一字不落地复印了当年的工资表、会议纪要和聘书。

　　“中关村那么活跃的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作家把它的历史从头到尾叙述一遍”，全景式扫描中关村近30年发展历程的难度激发了凌志军的写作欲望，为此他购买和阅读了100多本介绍国内外IT业界的图书。

　　凌志军对中关村老中青三代创业者的勾勒从陈春先开始。1980年10月25日，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的陈春先因和所长管惟炎不和，自行创立了中关村和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如果说陈春先、万润南、王选、柳传志、倪光南、段永基代表了中关村的第一个十年，王志东、杨元庆、王文京、刘迎建代表了中关村的第二个十年，那么现在就轮到丁健、严望佳、周云帆、张朝阳、冯军、胡晖、刘昊原、邓中翰、李彦宏他们了。”2005年8月5日,百度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李彦宏因为拥有公司22.9%的股权而身价超过9亿美元。

　　“中关村失败的比成功的多，光写英雄不写‘狗熊’会让人误解”，凌志军的关注对象也包括“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考不上大学的年轻人、没有固定职业的流浪者、不甘寂寞的小镇居民”等“新中关村人”——海龙大厦董事长鲁瑞清称之为“蚂蚁雄兵”：“他们单个是弱小的，但群体是强大的。”

　　后来成为新东方学校校长的俞敏洪，就曾经在中关村附近“连出租车司机也不敢去的”六郎庄住过。徐忠良也是“蚂蚁雄兵”中的一员。1998年，39岁的他来到中关村租了一个柜台“像卖大白菜一样”卖电子元件。后又偶然和清华大学一个计算机博士合作，参与一个网络工程的施工。徐忠良以不收工钱为条件，向博士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技术。

　　徐忠良趁着网络热潮大赚了一笔。2003年，他还清了来北京前在老家经营小五金厂倒闭而欠下的47万元债务；2004年，他从城乡结合部的8平方米小平房搬到了中关村附近一套80万元的公寓；如今，他要升级换代卖芯片了。徐忠良的故事让凌志军意识到，中关村“具有鱼龙混杂的特点，顶尖的技术人员和底层的简单劳力，全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